今年金馬獎頒獎典禮上，李安說：有一個人等得比我還久，才當導演，那個人就是魏德聖。這麼漫長的等待過程，讓我想到，台灣電影產業規模大小的問題。以新加坡為例，如果有個新加坡人小時候跟爸媽講：我要當個電影導演。父母應該會擔心，到底新加坡一年能有幾部片開拍？電影的產業規模，的確會影響到人才的養成。如何分辨產業環境，才能決定正確的人才培養政策。

談到了產業規模，我想就一個特例來觀察，李安一開始走的是華人市場，拍的是偏向藝術電影的商業片，看似非常小眾的路線，李安無疑的走出一條似乎不可能路，這種模式，台灣的資金，美國的專業製片團隊，有國際觀的經紀人，善於利用國際性獎項爭取好的發行條件。然而，這種依附美國市場又整合亞洲資源的操作手法，並不是一般台灣導演能夠學習的，需要對美國的市場有一定的了解。正如李安所說，他拍的是適合商業發行的藝術片，這種片需要的市場不小，因為在每個市場分到的市場區隔很窄。能夠賣座的小眾電影是他能夠生存下來的秘訣。因此，如果制定的電影政策，是要支持這樣的導演，適合政策的導演，恐怕數量會非的少。或許在目前的電影環境下，擴大市場，比創造利基市場重要。當局應該首先給予導演一些基本面的支持，例如：給予電影工業租稅上的優待，讓投資電影的人增加，自然就有導演可以找到空間，嘗試自己的創作路線。直覺上，人們會覺得有成功案例的模式可能是可行的模式，事實上，成功的模式會掩蓋掉其他失敗的案例。一個和李安類似的導演，可能長期無法進入好萊塢發揮長才的，成為永遠的紙上導演，按著劇本劃分鏡圖。這樣的導演是否對於電影產業有貢獻，既然這樣的導演可遇不可求，從可行模式下手，方是長遠之計，值得當局多加思考。

首先，台灣電影的觀眾規模無法大幅度的增加，既然無法形成純商業體系，電影工業應該被定位為文化產業，在適度的範圍內，由半官方組織來發起。這點當然社會主義國家比較容易推行，但是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可以透過基金會模式，放手讓獨立機構來執行。其次，觀眾的偏好，也不可能一下子脫離好萊塢的路線，在全球化的時代，即使是法國也無法抗拒好萊塢的影響，退而由其次，政策制定者可以著眼於多拍些電影，提供觀眾不一樣的選擇，以足夠的數量來抗衡好萊塢撲天蓋地而來影響力。第三，電影也是屬於壟斷性工業，尤其是發行方面，美國有個蠻有票房影響力的導演，說服了電影公司，支持他個人的興趣，拍了部關於政治謀殺的電影，片中男主角請殺手在競選期間暗殺自己。即便拍出了影片，導演的影片還是接觸不到觀眾，電影公司並不打算發行這部電影，因為題材太過聳動。幸好，因為會計部門發現，發行這部電影，由虧損中申請退稅，還比不發行划算，觀眾才總算有機會看到這部電影。因此，政府對於壟斷發行通路的機構，應要求該機構給予一些好片子機會，平衡目前完全壟斷的局面。這次海角七號，就是委託美商公司發行，證明發行方面，國內的系統比不上外商。

接下來，我想以香港電影界為例，說說其發展策略的特點。香港電影因為經費上的考量，拍攝了大量的 "街頭電影"，我第一次去香港旅遊，僅憑著印象中的電影場景，竟然能夠不靠地圖，一路由尖沙咀搭渡輪到中環，又漫步到立法局。原因就是電影的取景，大量利用香港的街道。很高興，我發現高雄已經採取這樣的城市行銷，在痞子英雄中，大量的展現高雄的建設，而且一舉兩得的事，電影界也擴展了題材與場景。又因為香港電影市場比台灣還小，所以拍片題材優先考慮能夠被海外接受，台灣就是主要的市場之一。也因為這樣的限制，香港的電影，很有國際色彩，幾乎很少拍只有香港人才看得懂的題材。甚至考慮到好萊塢的影響力，香港也會跟拍好萊塢類型片，以吸血鬼類型為例子，香港發展出殭屍系列，鬼不會飛，但是會跳，也一樣會吸人血。另外一個特點是，觀眾對電影的注意力很容易被眾多的片源分散，因此，香港片以明星制度，讓觀眾集中注意力在明星身上，以利電影的發行，為了發堀明日之星，香港電影人也會到台灣來找尋人才，王祖賢、舒淇都是來自台灣。這樣的策略，無疑會有不小的市場報酬，但是相對的自己的特色也比較淡薄，至於香港明星在美國的發展，主要偏向動作片型的演員，到好萊塢發展的電影人也是動作演員或導演為主。成龍就是進軍好萊塢的例子。

台灣的電影，當然不是照抄香港的發展模式，也不可能成立大陸那種國家片場，但是在策略上，可以參考香港的彈性以及大陸的企圖心，以目前的有限資源，拍出能夠國際發行的片，另一方面，支持比較有本體特色的片，讓西方社會也注意到台灣的特色。這就不只是救國片的考量，而是把整個電影市場，當做一個全球共同滋養的生態圈，提供台灣的特色與資源，豐富這個生態圈的多樣性。以這次的海角七號，即便大家關注導演如何的籌資，讓拍片的過程能夠不中斷，真正使它成功的不只是資金到位而已。海角七號操作模式中，辦了八千人的試映會，讓觀眾有機會接受不同於好萊塢的電影，透過口碑去影響其他觀眾。海角七號卡司上，面臨無法請到大明星的窘境，於是找真的歌者來演搖滾樂手，讓演員自已來發揮這個不得志歌者的角色。也找了恆春這個地方，讓當地特色形成基本調性，讓觀眾一下子就被說服，不因本土味道而排斥電影。除了角色和場景的本土色彩，導演以置入性行銷籌得資金，也讓一些本土商品，成為片中的賣點，尤其原住民的藝品，和劇情的搭配度不低，是個成功的模式。我很關心魏徳聖的塞德克巴萊是不是能夠在國際上突顯出特色來，畢竟，這才是一部妥協比較少的作品。

綜合以上的論述，台灣的電影策略，應該趕快忘掉 "推手" 式和 "海角七號" 模式，趕快提出比較能夠讓一般導演也能採行的路線，讓想投資電影的人，想拍電影的人，都能循著這樣的模式，拍出有特色的電影。當然，台灣長期以來，透過香港製作、大陸拍攝，也一樣能拍出 "國片"，但是，這畢竟不是電影產業的正道。當可行的模式建立後，相信導演們就不會那麼的注目 "海角七號" 模式，和魏德聖一樣苦等片子開拍，有如片中阿嬤苦等那封六十年前的信，而能比較早的走出自己的一條路。文末，我還要跟新加坡讀者打個招呼，我覺得新加坡是個可以和台灣一起，走出自已的電影政策，一個想當導演的新加坡小孩，應該不會讓父母憂慮。

高徒 12.14,2008

編輯 4.15,2010 (原題：送信到海角七號---由國片談導演的養成)

高徒 10.24 改寫標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