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品清翻譯的巴黎的憂鬱,文字清麗,內容充滿詩意,到底這樣的美好的作品,是不是代表翻譯是個好主意呢?我覺得翻譯是一項特殊改寫工作,最好有由作家來進行,可是一位作家為什麼要從事翻譯呢?可能要靠此磨練文筆,如:村上春樹早期一邊創作,一邊翻譯西洋作品。可能作家鑑於文本翻譯困難,捨我其誰,梁實秋的莎士比亞劇作中譯本,可為代表,期間是否順利領到文化創作的補助款,恐怕就不是我們能夠深究的。
雖說作家來從事翻譯的事情不多,畢竟翻譯事件必要的事,而且有時還是件神奇的事,我想到一本作品,透過翻譯者的巧手,居然可以變成另一種語言讀者,可以理解的作品,真是神奇。譯者先要克服是社會條件的差異,而且兩種語言表達方式不同,需要適當的轉換,透過翻譯,這些障礙得以降低或消失。巴爾托克與小裁縫一書中,裁縫的女兒,聽著巴爾托克的翻譯小說,居然可以靠著想像,做出書中的的服裝,甚至,做出有點令偏僻鄉村村民尷尬的女性內衣。這真的是翻譯神奇性的例子,然而,好的譯本可遇而不可求,記得在讀大亨小傳 (Great Gatsby) 時,Fitzgerald 的文本,當然沒話可說,是很簡潔又有衝擊力的作品,一段他關於30 歲生日的感言,一直是我期待30歲生日的重大力量,不知道,那是不是我成熟過程中,嚮往的某種青澀。然而,我更要感謝,喬治高的大亨小傳譯本,是我重要的參考資料,透過他的文筆,我看到一個中西部的年輕人,在沉迷於上流社會的奢迷生活,旁觀著主角的不可能的愛情,卻同時提醒自己,保持自己的某種客觀,繼續朝著自己原來的目標前進。自謙中文不夠好的喬治高,其實是對中文要求甚高的人,除了翻譯小說,我也樂於閱讀他的美語新銓,看著他用流暢的中文討論英文的各種內容,目標語言的造詣,無疑是翻譯成功的必要條件。
講了這麼多關於翻譯的可能性,接下來要說說不可翻譯性,我從村上春樹的小說中,了解他文章中的味道,可以在各種語言的譯本中重現。這是相當令人振奮的,因為,翻譯過程中,流失的不只是格式或內容,氣氛、味道的流失也是令人扼腕的。我常常在想,紅樓夢的葬花詞(註),如果用英文的散文來描述,真的是很可惜,不知道看懂葬花詞當作學中文的理由,會不會薄弱了點。村上春樹的小說,因為一開始就小心的避開了比較民族性的題材,場景也相當的現代化,因此,還沒有大量的脫離英語詞彙,英譯本也不會出現很多來自日本的外來語,但這只是內容和詞彙的特性,更重要的是,村上不用艱澀的詞彙,整體作品卻能呈現某種形而上的深度,使得翻譯者不用去找很多相對應的詞彙來配套,換句話說,村上的小說,其特色在於組織的形式,而非元素的形式,因此,可以避開元素轉換的第一度破壞。而當第一層破壞減少時,組合起來的成品,成功的機率也比較高。我讀過中譯版的國境之南,太陽之西,在神戶,我果然毫不意外的,知道我所路過的緩坡上的住宅,和村上所寫的,主角小時候生長的社區,是類似的社區,因為書中不但描寫了建築物和庭園,也寫出了那種高度洋化的氛圍。反過來說,當一件作品,需要相當多地方性素材時,其實差不多也注定了傳播上的難度。我舉個例子,汪笨湖的廈門新娘,充滿了福建、台灣地區的閩南用語,雖然全書並非用台語漢字和台語羅馬字寫成,而是國語的作品,翻譯成英文的難度也相對提高。共通元素,已經是目前翻譯可行性的一項指標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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