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日和朋友談到彭定康在香港當末代總督,朋友問到,莫非被派到港督,你願意當?

我想到的比較是我的能力的問題,而非意願問題,若是第一流外交人才,不太可能放過香港這個最為難的職位,既要維護香港利益,又不能太違反英國的利益。因為這樣的利益衝突,關乎到英國行政體系,就不能不談行政體系的文官。

英國的文官制度,其實是效法中國的官員系統設計的,因此,當我提到,中國人其實很適合扮演英國的事務官,很多人聽不懂,我喜歡舉陳方安生,許多人說他在政務官的角色上,並不出色,可是在回歸後,他把自己相當定位在,香港新政府文官制度的領頭人,香港的安定,而非改革,才是他的重點。這樣的華人,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英國文官制度下,培養出來的大格局見識。

談到培養,我就想講倫敦政經學院,全名應該是倫敦社會經濟學院 LSE,這所菁英味道極濃的學校,是很典型政治培訓機構學術化的的結果,何以見得呢?以亞非學院為例,就是對政府殖民地政策,提供建言的智庫,台灣政界的二二八悲情,就是該校的期末考題目,甚至香港回歸後,台灣同步發生的一些國體認同和語言走向的改變,都是為亞洲研究者注目的焦點。如果說劍橋、牛津是菁英首相的養成所,那政經學院就是菁英文官的培養中心,除此之外也是貴族學校教師的人才庫。

這裡筆者也要雜著論一下漢學或區域研究的特色,一般來說,研究者固然粗通中文,也可能來過中國,不過,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讀得懂也讀得到相關資料,尤其是英文的資料,這點是被研究區域的居民很困惑的地方,明明我每天住在這裡,怎麼反而無法了解問題關鍵,很簡單,因為當地居民接觸的資料太少、太偏,判斷自然有問題,想想媒體只有官方這一家時的中國大陸,是不是在台灣的大陸研究所的研究員會比當地人了解中國。同樣的,區域研究所,並不是有什麼神通,而是簡單的分析比較全面性的資料。

回歸文官養成的話題,既然有學校專門培養文官,是不是也會有某種機會封閉的問題,這點我就頗感尷尬,在英國當地,的確有這樣的問題,因為英國一直是階級社會,可能因為階級問題,無法入學。可是如果一個阿拉伯王子,在政經學院唸書,倒不太需要強調他的階級,因為他的階級不是在英國系統裡,所以並不會因階級因素被排除,也就是說,想像政經學院也有國際函授班,只是這樣的函授還是在倫敦的校區,而且也不打算幫你做任何額外服務。有人信誓旦旦,跟我說政經學院不是名校,我覺得這根本模糊焦點,如果說,一個機構既要完成某種任務,又要擔任社會良心,比如說,台大醫學院的學生,也要兼任律師,或神職人員,這絕對是不可能的任務,既然目標明確,必然有其侷限,這點校方是很有體認的。

培訓人員和菁英教育本來是兩條不太像的線,或許只有階級社會才可能合流,然而更重要的是,如果人才培育是英國文官制度穩固的重要因素,自然應該有機構來保證這樣的培育,能夠繼續不斷,在李登輝學院和EMBA都強調人脈充足,而吸引來一堆不太適合的人入學,人才培育者是不是應該走向政經學院這種強調任務的路線,讓整個行政體系能夠穩定而長久。如此一來,適合的人,自然而然的接受培育,完成任務,而不需要太去猜政治風向,或許這也就是台灣當前最需要被釐清的課題。

高徒 2006.10.23 初稿
      2006.11.07 修訂
      2008.11.21 重貼 於Pixnet
      2014.12.08 順稿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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